當我在 2021 年九月失去我的父親，和大多數人一樣，我第一個念頭就是預訂下一班回家的航班。
這是除非你的父母都住在香港。
香港國際機場的客運量於 2018 年排名全球第八，但疫情期間其航班量大減至原有的三分之一，此後都幾乎沒有變化。相反，距離我大學醫學院最近的印第安納波利斯國際機場每天仍有約 500 個航班，航班量連續兩年超越香港。
不單回香港的航班大量減少，更令人無奈的是旅客必須自費於指定酒店隔離三週。旅客在登機前必須出示指定酒店的預訂證明，否則不能登機。 雖然要求公民自費支付檢疫住宿費用在 法律上是存疑的，但檢疫酒店的房間仍然出現大量短缺。使問題更加複雜的是「航線熔斷機制」 — 航班上若有五名或百分之五的抵港旅客確診，香港政府將禁止其航空公司的航班來港五天。
簡單來說，一般市民都難以在最後一刻訂購機票和酒店。
我最後在 2021 年十二月回到香港，一個人被困在一個 200 平方英尺的酒店房間裡，我只能通過 Zoom遙距參加我父親的追悼會，在隔離期間，我亦被禁止任何面對面的互動或離開我的房間。
當下無助的我多麼希望能與家人擁抱，但面對香港如此嚴苛的政策，我只能坐在電腦屏幕前哭泣，獨自在一個陌生和荒涼的房間裡渡過長達 21 天的隔離生活。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 21 天，我不能忘記我的鄰居在半夜怎樣在他的房間裡歇斯底里地尖叫，以及不停地敲打牆壁。
我的經歷對美國人來說可能是難以想像，但我這個經歷只是反映了這三年來中國公民在疫情下某一個面態的日常生活。慶幸的是，黑暗的盡頭終於出現了曙光：在傳染性更強、死亡率卻較低的 Omicron 變種下，中國終於表示願意放寬其防疫政策。 其中包括放寬大規模核酸檢測 （直到去年十二月，公民仍必須隔天接受檢測，否則他們將不能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甚至不能進入商店），結束行蹤追蹤，並允許那些症狀輕微的感染者居家隔離。
我最後在 2021 年十二月回到香港，一個人被困在一個 200 平方英尺的酒店房間裡，我只能通過 Zoom遙距參加我父親的追悼會，在隔離期間，我亦被禁止任何面對面的互動或離開我的房間。
與幾週前相比，這無疑是一個一百八十度的政策轉變，當時官方傳媒機構《人民日報》的一篇評論還重申了該政權的清零承諾，即 「動態清零是綜合社會成本最低的抗疫策略，是基於中國當前疫情形勢的最佳選擇，能最大程度地避免疫情失控及其造成的巨大損失。」中國當局出現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很可能是因為一連串前所未有的抗議運動。 其導火線是一場在維吾爾地區首府烏魯木齊的致命公寓火災。當地居民或因苛刻的防疫政策而導致未能離開起火單位而喪命。各地的中國公民和華僑因此對清零政策感到憤怒，並舉起白紙高呼「我們要自由！」
在清零政策下，中國人民承受著極高的社會和經濟成本，而我在酒店隔離的經歷正正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如今中國人民已經得到了他們想要的自由；然而，如果在沒有足夠的科學基礎或透明度下貿然放棄清零，並開放社會，這種轉變可能會帶來海嘯式的新冠感染數目，國家醫療系統亦會不勝負荷。在中國內地和香港政府都正在趕緊「通關」這個重要關頭，我認為我們必須看看中國從自己和其他國家的經驗中吸取甚麼教訓，以確保不會重蹈覆轍。
在政策放寬之前，為免病毒從外地傳入，中國的清零政策以暫停大部分入境的國際航班為先；即使在政策鬆綁之後，旅客仍需要接受 五天的強制隔離，然後再在家中度過三天。隔離期間，旅客都不得以任何理由離開房間。
中國國內清零政策與「健康碼」一起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健康碼」是一款通過綠色、黃色或紅色二維碼指示用戶感染病毒風險的手機應用程式。雖然使用顏色因地而異，但綠色通常表示用家能通過檢疫關卡，黃色和紅色表示不同級別的風險和檢疫要求。
清零的政策原意是暫時犧牲公民的一些人權和自由去賺取時間去開發有效的新冠疫苗，並盡可能增加醫療保健系統的彈性和設備。
在疫情爆發的情況下，地方當局會實施「封區」或「封城」，使用金屬柵欄堵塞道路、社區入口，甚至公寓樓的緊急出口。測試呈陽性的患者，以及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他們的密切接觸者，會被送往檢疫中心。在 2022 學年開始前的兩週時間裡， 至少有 74 個城市和 3.13 億人 活在全面或部分「封城」的陰霾下。
清零政策的原意是暫時犧牲公民的一些人權和自由去賺取時間去開發有效的新冠疫苗，並盡可能防止醫療保健系統和設備因疫情而不堪負荷。該政策在疫情一開始時確實直截了當且有效，與歐美國家相比病例和死亡率確實看似微不足道。
然而，到了 2022 年五月，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指出，「清零政策將無以為繼」。在 Omicron時期，清零對公民身心健康的損失已經比病毒本身更大。
最近一項香港研究發現，強制隔離兩周或三周對抑鬱症狀的水平有顯著影響。該研究還表明，睡眠質量差、意義感低和長時間隔離會導致心理健康狀況惡化。
去年春天，為期兩個月的上海「封城」期間，百分之四十的居民 報告出現抑鬱症狀。 離婚夫婦數目激增，當地民政局不堪重負。家庭暴力案件上升，但尋求支持的婦女卻被視為麻煩製造者而被漠視。根據眾包數據庫， 超過 200 人因清零政策而非染疫而逝世或自殺：他們受困於延遲或被拒醫療服務、抑鬱、失業和 「大白」過度工作等。
清零政策導致了無數不幸的後果。富士康位於鄭州的工廠是全球最大的 iPhone 組裝基地，該工廠進入封控，迫使工人們逃離工廠，有些工人還要 步行40 公里（25 英里） 回家。此外，為了打發時間和解悶，有報導稱被隔離的大學生在校園裡遛紙板寵物。難過的是，悲劇不停堆疊。去年十一月，一名三歲男孩在長達一個月的封控期間因急救服務嚴重延誤而死於一氧化碳中毒 。
隨著各類嚴厲封鎖政策糾纏長達數月甚至數年，本身生活已經一團糟的老百姓，生活因經濟困難更進一步被擠壓。
上海封城期間，民工受到重創，許多人流落街頭； 不到一半的城市勞動力收失業保險保障。 18-24 歲的年輕人中，有六分之一失業。即使對於相對富裕的人來說，白領工人被困辦公大樓內長達數週的可怕故事也很普遍。更不用說農民被禁止收割自己的莊稼，或者因為沒有人把莊稼運到城里而要眼睜睜地看著莊稼腐爛，這樣就導致食品和藥品短缺。
從宏觀角度來說，中國的財政穩健亦正受到威脅。雖然伴隨著疫情逐漸得到控制，中國的本地生產總值(GDP)自2020年的春季開始不斷持續地增長。然而，隨著 Omicron 的出現，這個複蘇的景象就一筆勾銷。 世界銀行集團 估計，中國 2022 年的實際 GDP 增長率為 4.3%，較 2021 年的 8.1% 大幅下降。在去年 4 月，最大城市上海連一輛汽車也賣不出。
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如果中國勞動人口無法工作或得到生活的必需品，社會保障體系又出現裂縫，甚至連地方政府也因為控制疫情的高昂成本而出現現金短缺，一般的平民百姓又怎樣過活？難道要他們自生自滅嗎？金錢又可否解決清零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嗎？
放棄清零可能是中國公民期待已久的景象；可是，由清零政策下爭取回來的時間剩餘不多，而中國似乎仍對接下來的開放計劃毫無準備。在最近幾輪封鎖之前，新感染病例在2022年春季激增，並在當局宣布清零結束後顯著急劇增加。引述彭博社報導，中國國家衛生委員會（衛健委）內部估計單日就有多達 3700 萬公民感染新冠病毒。中國感染數字劇增為病毒提供了極佳的變異條件，這可能會產生一種全新及更危險的變種 ，可能足以對世界各地的人們構成威脅。 中國本土研製的新冠疫苗不僅不能提供足夠的保護，而且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疫苗接種率亦很低。北京不僅讓其人民處於困境，也把整個世界放在水深火熱之中。
mRNA 疫苗已被證實對 Omicron 非常有效，其有效性高達 86% 。在美國，與未接種疫苗的人相比，50 歲以上已接種加強劑疫苗的人死於COVID的機率要低得多；如果再接種由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於去年九月推薦的二價疫苗，保護力會進一步增強。然而，中國本土生產的科興(Sinovac) 和國藥(Sinopharm) 疫苗都是基於滅活病毒，而且旨在針對原始新冠毒株。研究發現志願者在注射過兩劑科興疫苗後，根本不能產生對Omicron具有保護力的抗體 。由於中國 尚未批准外國開發的 mRNA 疫苗供本國公民使用或推出自己的 mRNA 疫苗，這驅使部分的公民前往澳門接受注射針對原始毒株的 mRNA加強劑。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絕由美國或德國所贈送的復必泰mRNA疫苗。
中國本土研製的新冠疫苗不僅不能提供足夠的保護，而且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疫苗接種率亦很低。北京不僅讓其人民處於困境，也把整個世界放在水深火熱之中。
儘管衛健委聲稱超過九成 60 歲或以上人士接受了第一劑新冠病毒疫苗， 只有四成80歲或以上的長者接受了滅活病毒加強劑。 這些數據令科學家提出一個重大的擔憂 —中國突然放棄清零將沒有時間提升老年人的疫苗接種率，而老年人大規模感染亦很大機會令國家的醫療體系崩潰。 雖然中國最近大力推動老年人接種疫苗，但當局無法一時三刻消除老年人對疫苗根深蒂固的猶豫或抗拒。這個對疫苗負面的印象可追溯到「毒奶粉」事件到受污染的薄血藥，甚至是幾年前影響了近25萬名兒童的疫苗醜聞 。
在《自然－醫學》最近刊登的數據模型預測顯示，由於中國國內對新冠病毒的免疫力之低，這個冬季新冠浪潮或將導致 155 萬人死亡，感染浪潮將淹沒加護病房的容量。除了新冠病毒外， 中國的公共衛生專家還已經在官方媒體上就今個冬天流感散播發出了警告。在重開和季節性流感高峰的雙重影響下，入院及死亡人數將毫無疑問地明顯增加。由於 全國止痛藥和維他命 C 短缺， 不少中國的人民都沒有藥物來舒緩病情帶來的疼痛。很明顯地，中國根本還沒有做好重新開放的準備。
更糟糕的是，中國過去一直都缺乏透明度甚至公然捏造官方數據：儘管中國的失業率一直徘徊在與歐盟接近的水平，但經濟學家一直懷疑失業率被嚴重低估。國外分析員也敲響對近期和過去病例和死亡數據報告數據不足的警鐘。值得一提的是，智庫、國際組織、學者等希望能在中國展開公正、獨立的調查，找出武漢疫情一開始失控的原因，可惜中方採取了敵視、阻撓的態度。
如果沒有任何數據支持，又怎能作出有科學依據的決策？如果決策都是無中生有的，那麼人們怎麼知道這些政策是否有效呢（如果有的話）？如果不採用可量化的方針，又怎能從錯誤中吸取教訓？
如果沒有任何數據支持，又怎能作出有科學依據的決策？
清零政策從來都沒有一個簡單的出口，但為了避免混亂，一個明確的退出清零計劃實是有必要的。有流行病學家提供按部就班的退出方案：首先是一步步提高疫苗接種率，特別是老年人的加強針。繼續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噢，還有一點， 「要麼報告真實數據，要麼停止發布。」 但最重要的是，中國應該把疫情當作疫情來面對，把自己的公民當作公民來對待。
Yezi Yang 為此文章進行資料搜集。
